马晓河：新阶段要高度重视中低收入人群问题
发布时间：2021-01-29 10:50:38作者：马晓河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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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
各位同仁，各位同志，上午好，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新阶段要高度重视中低收入人群问题，2020年我国有832个贫困县的帽子全部摘除，现有绝对贫困问题按照现有标准下全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消除后，中国还有没有穷人，有没有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用什么标准衡量？另外一个问题是，下一步中国要迈上新的大台阶，中高收入阶段迈上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有一个标志，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问题是怎样才能将现有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人群，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用什么标准衡量，中国有多少中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的结构分布是什么样的？中低收入人群标准衡量有两种方法：第一，按照世行的贫困标准，极贫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是按照购买力评价每人每天1.9美元及以下，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每人每天在3.2美元及以下，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在5.5美元及以下。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衡量，我国必然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现有问题是，我国自己宣布绝对贫困人口问题已经消除了，现在又按1.9美元、3.2美元、5.5美元计算出好多绝对贫困人口，这无法自圆其说。第二，按照排除法计算，世行标准规定，人均每人每天收入在10美元到1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人群，每人每天收入在10美元以下属于中低收入人群，100美元以上算高收入人群。按照这样的标准计算，根据现有统计资料，以2019年汇率测算，每人每年收入3650美元到365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人群，折合人民币是25180元到251800元是中等收入人群。
再看一下我的计算结果，按照世行标准，在2010年当中国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的时候，城镇只有一个收入人群分组进入到中等收入人群范畴。到了2011年，2014年，城市居民收入分组中先后有中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分别进入到中等收入人群。到2019年城镇居民有80%的人口，即有四个收入分组都成长成为世行标准范围的中等收入人群，只有低收入分组（占城镇人口20%的份额）属于中低低收入人群。
农村到2015年只有高收入人群分组成长为世行的中等收入人群。一直到2019年农村一直只有高收入人群分组成长为世行的中等收入人群。其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这四个分组全部属于世行范围的中低收入人群。这样算下来，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世行规定在10美元以下的人口是1.69亿人。农村到2019年有4.4亿人还属于世行规定的中低收入人群。其中有2.2亿人属于每天每人收入低于4美元的。结论是，第一，农村有80%的人口属于世行规定的低收入人群，城市有20%的人口属于世行范畴的中低收入人群。第二，目前农村有2.2亿人每人每天收入低于4美元。第三，全国目前按照世行标准低于10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共有6.1亿人。
为什么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已经跨跃到中高收入阶段中段的右侧，十分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中国还有如此之多的中低收入人群，有以下几个原因：
1、2010年，中国跨进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低，导致城乡居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入围”中等收入群体的进程大大放慢，特别是农村中低收入人口，入围的速度大大放缓。
2010年农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11.4%，到了2020年全年收入增长率为3.8%，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最高是2011年为9.5%，到2020年降到1.2%，城乡居民收入持续下降，让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跨越到中等收入群体，可能性变小了。
2、在中等收入人群中，农村占72%，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农村经营农业，另一部分人口进城打工。在农业领域里，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业收益率下降，成本上升，不利于农村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改变身份。
2018年与2013年相比，粮食、油料、大豆、甘蔗、苹果、烤烟等，几种农产品，每出售50公斤产品的价格都在下降，而成本却在上升。
3、产业结构变动对中低收入者就业也带来了冲击。从2014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用工人数变化可以看出，在过去五年时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用工人数净减少2048万人口，其中减少最快是外资港澳企业，减少了724万，其次国有控股企业，减少420多万，最后是私有企业减少近260万。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分析有几个原因。第一，在现有条件下，有一批制造业在向东南亚转移。第二，中美贸易战导致国际需求下降。第三，工业资本深化，特别是智能化改造，导致工业企业的就业需求量下降，资本密集度提高，都会导致工业领域外来打工人口的就业进一步减少，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很难改变中低收入者的身份。
第四，城镇化进程放慢收窄了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的空间。从过去59年以来不同类型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变化情况看，从1960年到2019年，城市化率上升最快的国家是中高收入国家，城市化上升最慢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过去59年，中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上升了39个百分点以上，中低收入国家上升了19个百分点以上，高收入国家上升了18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显示中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上升最快，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中国情况怎么样？中国城镇化上升最快的时候不是在中高收入阶段，而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在中高收入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上升是明显放慢，从中低收入阶段的每年上升1.38百分点下降到2019年的1.02个百分点，今后还要下降。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方向出现问题了。因为在中低收入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政策战略是对的，此阶段，城市需要发展中小城市，我们政策恰恰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快发展，但到了中高收入阶段，城市化需要大力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而我们的政策恰恰在2010年以后城市化战略政策却没有改变，仍然是控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当经济发展需要城市群加快发展时我们却从政策上控制它，由此导致城镇化进程放慢。农业转移人口进城速度放慢，没有进城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所以，这就导致一批本来可以进城改变身份的人口没有改变。
最后一个原因是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的基础性制度性安排改革不到位，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有财产性收入制度，等改革都明显滞后。
最后提几点建议：首先建议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实行两个十年倍增计划。即第一个是中低收入人群十年收入倍增计划，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翻一倍；第二个是中等收入人群十年翻一倍，两个十年倍增计划可以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建立橄榄型社会形成强力支持。
第二个建议，支持中低收人群改变身份的政策重点要放在农村，农村有80%属于中低收入人群，大幅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公共服务投入。能为中低收入人群降低生存成本和提高收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此，建议发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专项国债，还有要对农民经营高附加值农业建立无息贷款专项基金，增加对农民的技能培训补助支持，把农民的基本养老金补助标准从现在的105元提高到200元。
提高农民大病医疗补助标准也是一项政策选择。农民得病以后，好多药报销不了，报销比例也有些偏低。比如农民得了癌症，一粒药60块钱，一天4粒就要240元，三个星期打一针抗癌针针剂（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就要10688元。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成本，应是我们政策安排的重点。
第三，建议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就业专项工程，实行就业技能培训扶助政策。
第四，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的“两个全面”政策。“两个全面”政策是2019年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文件规定300万建成区人口及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300万到500万建成区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500万以上的要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另外，还要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摊机制。
第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都要加快步伐。还有土地制度改革要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最后，祝农村和全国中低收入人群早日改变身份，变成中等收入者，尽快过上好日子。
（此为2021年1月23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四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暨年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