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线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受到邀请参加这个论坛，刚才各位嘉宾的演讲我们非常有启发。我们是做投资的，下面谈谈我们对医改的认识。我的演讲分为四部分：

    1、医疗的基本特征。

    2、中国医疗的普惠制度。

    3、本轮医改的上半场，主要在药政

    4、医改的下半场，医疗的改革。

    一、医疗的基本特征。

    医疗其实是高技术难度，而且是奢侈性的服务， 不知道大家看过电影《邪不压正》没有，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医生都是西装革履，汽车代步的。真实的情况也不遑多让。当时的吴阶平院士是中央医院二年资的小大夫，月收入190银元，普通士兵收入8银元，普通职员收入15-20职员。所以，医生一直是高收入群体，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医师的成长路径，首先要考藤校，过完4年这一关之后考医学院，再过五年，然后考住院医师。住院医当满三年才能去职业资格考试，再过3-7年才能获得职业资格。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都了解，40岁以前能在美国拿到资格的是人中龙凤了，因为时间跨越15年左右。中国是直接可以学，相对时间缩短。所以我们想说，医疗行业是要经过层层选拔以及经过长时间的严格培训才能去胜任的职业，这样的职业本身就是高技术难度的职业，是奢侈性的服务，不可能便宜，这就是它的基本特征。

    二、中国医疗的普惠制度。

    中国的情况实际是个另类，我们实际是以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较高的人均寿命，我们的GDP大概是发达国家的1/4，但我们的人均寿命却高于美国，除了日本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寿命都没有显著高于中国。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是靠一套扭曲市场规则的医疗体制实现了医疗的普惠。具体来讲，中国医生培养时间比美国短1/3，但诊疗价格却被人为压到非常低的水平。特别是，2009年我们给医改加了新农合的大补丁，将我们国家全部人口纳入普惠性的医疗保障，可以说将人类总数1/5纳入医疗保障是如何肯定也不为过的成就。但我们在充分肯定这个成就和体系的同时要认识到这个体系的问题。

    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对于医护人员劳动价值控制和干预基础上的，甚至建立在医护人员劳动价值剥削基础上的。他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高要价的反噬。既然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医生必然通过提出其他手段获得收益。行业内有个“80扣”的说法，也就是终端价格的80%支付给招标方、医院和医生。从厂商侧来看，为了获取单独定价的权利，不得不得想法设法提出产品的差异性，比如通过改规格、改剂型、改酸根的方式。导致长期来看医药研发脱离临床，给药物定价和药政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混乱。

    第二点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衰落。既然公立医院的医疗定价是一样的，患者本能会去三甲医院就诊。而对于基层医院医生来说，由于2009年医改把他们纳入财政包干范围内，所以造成干多干少一样的状态，久而久之好的医生就被虹吸到高级医院里，最终高级医院对低级医院在患者和医生的双向虹吸。其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三甲医院人满为患。这个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问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下降，大量小病消耗了优质医疗资源。

    二是慢病管理很差，类似血糖、血压等慢病知晓率、控制率很低，居民寿命受到严重影响。

三是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新问题——公共卫生的神经末梢麻痹。体现在两方面，既不能够网格化管理追踪感染者，也不能充当高级医院的蓄水池分流轻症患者。

总体来看，本轮医改以前我们面临问题的显著特征有以下四方面：

    1.群众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当然这里面一二线城市和基层群众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医生层面，收入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第三点是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人口逐渐增加，医保资金逐渐枯竭，即将穿底；四是药政层面政策混乱，阻碍创新的局面。

    本轮医改实际是针对这些问题的组合拳，上半场主要是药政方面的改革。这个事儿是从药政和定价开始的，NMPA通过这三件事儿做了相关改革。

一致性评价，把药的质量控制在最低的质量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4+7集采”，降低药价，辅以其他的措施，比如零差价和打击商业贿赂的两票制行为。

这方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但我们想强调一个逻辑，就是任何改革都是如何筹钱和如何花钱的改革。在我们投资过程中发现，药政的改革解决了如何筹钱的问题，通过改革解决了药物质量和价格问题，让医保资金短时间内实现结余，为下一步医改腾笼换鸟争取空间。

    下一步改革我们认为会发生在医政层面，我们认为包含三方面能力的强化。

    1、收入改革，辅以标准化的诊疗。

    2、强化基层。

    3、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四、医改的下半场。

    收入改革。

    前面提到，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症结很多是在医疗服务非市场化定价，我们要提升医护人员工资收入，并且承认他们市场化收入来源的合法性。其实中国的医生群体大而化之分为三类：三甲医院的大医生、三甲医院的小医生以及基层的医生。过去的情况，实际是三甲医院的大医生通过种种方式收入得到了比较大的弥补。但三甲医院的小医生和基层医生收入实际是完全不市场化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升他们的收入，承认市场化收入来源的合法性，但这个事儿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要辅以标准化的诊疗路径，对医疗行为的结果和过程要加以控制。

    从个人来讲，医疗最好是个性化的，因为能满足你个体化要求，但国家角度来讲要满足标准化和均一化，因为要考虑标准、成本、质量等多方面的考量。因此就要推行所谓的DRGs（按病种付费）。首先它要考虑治疗的高度模块化和均一化，其次要达到医生诊疗和处方要在信息化工具约束下与指南高度贴合；第三医保局会通过AI和大数据等方式提升对诊疗行为的管理能力，最终要保证绝大多数国民有一个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人口健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可以寻求个性化的方式，只要你有较强的经济基础。

    第二大点是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实现分级诊疗。在这里面我们使用了县级医院这个词儿，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县级医院在现在的医疗体系中对上对下都非常强势，所以，我们认为县级医院未来会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是县级医院本身的水平提升，像核磁、PET、手术机器人等的迅速下沉；第二点是形成基层医联体，实现医疗的区域融合，也就是启下的部分；第三是承上部分，和省级大三甲医院合作，提供疑难杂症和重症病人和双向转诊；最终实现90%的疾病在县级以下医院解决的分级诊疗的目的。

    这次突发的新冠给这次医改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因为这次新冠显示出来公共卫生体系的末梢是麻痹的，对突发的公共事件响应比较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早期不能对患者早发现，早隔离。爆发阶段不能去分流患者，也不能够分流医疗体系的压力，导致最终医疗资源出现了挤兑。这个事儿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在今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关系到人民健康，是良好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是要实时、准确、低成本的获取居民健康信息。这就不得不提到基层诊疗。

    越到基层，医疗越会突出公共卫生的属性，实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诊疗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过去基层诊疗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全科医生，第二没有财政投入，第三是医生缺乏激励手段，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之前说的，我们去建立标准化的诊疗流程，通过市场化激励手段激发他们的活力。

    首先，我们要强调对标准流程的执行，面对大量同质化疾病要有标准化的诊疗流程和标准化的治疗流程。

    第二，通过市场化激励形成上门行医，主动寻找和接触患者的机制和氛围。

    第三，最终通过高频次和相对固定的服务，和患者建立信任。这实际是要求有强干预能力，因为很多慢病并不是药到病除的效果。通过建立对患者的强干预能力，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平战结合体系。在平时因为高频次服务，建立了信任，同时患者也愿意听你的医嘱，你就能够对他做网格化管理，能够达到分级诊疗的目的。同时，对患者的生活有了强干预能力，也会让他的基础疾病和慢病的控制率得到很大的改善。战时因为具备这套体系，可以在传染病暴发早期在社区之内发现传染源，同时在大规模暴发时有效分流患者。

    此外，慢病和基础病患者都是易感人群，把他们管理好，也就是在疫情中对易感人群提供了保护。

    以上就是我将的强化能力的三个部分。如果拿人体做比喻，我来总结一下。

    首先，建立骨架，建立以县级医院为节点的承上启下，双向转诊的医联体体系。第二，激活细胞，通过医生收入改革以及辅以标准化诊疗手段，保证医疗体系是有活力的。第三，最难的是激活神经末梢，要把医疗服务下沉到社区里，实现对居民的强干预和强管理，这个事儿我们认为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健全的机制、其他要素去保证的。

    这是我主要演讲内容，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投资的，是从基层工作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医改上半场已经发生的我们认为是药政方面的改革，围绕的是药物的审批和药物的定价；下半场即将发生的是医政方面的改革，包括医药服务的规范，医疗服务的定价，医疗服务社区可持续性上。

    其实医药行业，我们认为，它是高度科技驱动和政策驱动的行业，我们不光要关注科技的变革，同时也会非常关注医药政策的变化，甚至在医药政策梳理和研究之中，预测未来的走向，在其中发现一些投资机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