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里有一些非常悲观的观点，觉得中国的中长期的增长率，一步步的下行是在所难免，因为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提法，因为平均收入水平上升，很多国家都是从高增长期进入中增长期，很快进入低增长期。但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还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提法没有考虑到中国比较具体的细分的情景。从人口的角度上来讲，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用尽，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从未来的10年来看，从大体的劳动力人口的总量来讲，劳动力人口确实要进入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是非常非常慢的过程，每年下降0.1%左右，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下行速度是非常快的，在1%左右。所以，从人口总量来讲，现阶段还不是构成供给方面的一个特别大的瓶颈。人口具体的结构可以再探讨，但是从总量上讲的人口红利的提法可能有一点早。

　　

　　另外，关于中国的平均收入水平的问题。日本和韩国都有过经济转型，他们像中国一样在经济增长比较高速的阶段，遇到了不能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挑战，要转向内需，在那个过程中，都进入了增长下滑期，经济增长从10%左右很快下降到6%甚至5%。但中国和这两个国家还不太一样，中国平均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还很低，通过改革和增长来提高收入水平来追赶其他先进国家的空间还很大。另外，中国相对日本、韩国来讲，是一个内部不平衡的一个国家，而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和城市，通过内部的追赶来带动经济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改革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一般中国的增长分解为劳动力的贡献、资本的贡献和TFP（全社会生产要素）。中国的增长经历了很多把要素从农村带到城市的一个过程，因为要素在农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比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低很多，这个要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增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过程，所以要把这块剔除出去，看看剩余的部分，衡量在要素在跨城乡流动之外进一步的组合给经济的贡献。在1997年到2003年，每年给经济贡献了3—4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7年给经济贡献了2-3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这部分贡献率完全消失。

　　

　　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仍然成功的把要素从农村移到了城市，并提升了全社会生产要素，但是移到城市之后，没有更有效的组合起来，这是从经济增长角度一个大的浪费。城镇化的过程本身并不是只把要素从农村移到城市，它还包括把要素更有效的组合起来的过程，也是现在城镇化改革里提的比较多的集约性城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通过对比美国和中国各个城市的收入水平和人口的关系可以看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美国的分布有一个正相关，大的城市，人口比较多的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高的，正相关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增长的一个分散的，完全没有相关性的。有一些省会城市的收入水平比较高，但这些城市的收入水平高并不是因为城市的集聚效应，而是因为在资源使用上有一些优势。这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点，把人移到城市之后，如果这个城市非常大，非常散，不能达到人群之间能够产生贸易的这样一个效益，城镇化得到的收益就比较有限。而城市相对的比较集中，相对应可以产生集约效益，可以产生一个效率上的增长。如果达到了美国的集约效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有一个百分点的带动。而且美国并不是集约型城市化的楷模，美国的城市也不是多么的有效率，但是人口少，面对的限制比中国少很多。这是第一点，从改革的角度讲，土地的红利是很大的。谈起土地红利通常的观点认为把土地拿城市用是土地红利，其实土地的集约化使用可以产生一个更大的红利。

　　

　　第二个方面，通过比较国企和私企的回报率和它的杠杆率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回报率和杠杆率在过去这四五年是远远要差于私有企业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原因，国有企业也承担了很多非企业性的一些功能。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角度来讲也有红利，在国有企业这么没有效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还能达到7%—8%的水平，说明国企改革本身也是可以释放红利的。

　　

　　另一方面，关于改革的时机问题，一定要择机而行，通过观察CPI和PPI的变化，可以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同时出现过下行，那个时候确实有通缩的压力，政府刺激的力度大了一点。现在看起来PPI确实是在下行，而CPI始终保持上行的趋势，这说明并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或者一个普遍通缩的压力，通缩或者价格下降可能是供给方面的原因，而不是需求方面的，而供给方面的原因很多是集中在上游行业的一些企业，由于钢铁、水泥这些供过于求的行业的带动引起的。

　　

　　现在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通缩或者一个通胀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去支持经济的话，应该用财政手段。谈到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现在是紧还是松，现在很多人在讲是不是要通过注入流动性来支持经济，通过模型测算可以看出，短端的利率并不高，短端的利率完全回到经济的周期指标要求的那个利率，而长端的利率比较高，这是因为改革的预期，对于流动性的不确定性，长期利率有些上升。这种情况下就很难通过压低短端利率去支持经济，因为很难预计流动性宽松能够给出的效果。也就是说，短端流动性的放松效果有限，并不能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应当用财政手段，和其他产业方面的政策调整来支持。

　　

　　总结来说，目前的改革时机是可以的，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通缩的压力。如果要支持或者想防止下行风险，应该多用财政手段和定向的选择性手段，而不是货币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