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国有企业改革—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
在《国企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应用》主旨演讲中，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表示，在现行经济状况下，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企业是主体，市场是机制。政府应该提供的是一个制度上的供给，而不是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直接变成一个企业干涉的方式。
以下为演讲实录：
金海年：很高兴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国企改革研究的一些看法。前面我感受特别深的首先是剑辉院长从历史的角度，从非常广博的数据研究角度来分析了国企改革的一些大的背景。我基本上从理论和应用的角度做一个解读。
首先，如果一个改革的方案没有问题的针对性，可能这种改革推行起来也不一定有迫切性和现实性。从前一段国企改革的一些文件上看起来，我个人感觉似乎跟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关联性。所以，我首先把问题提出来，国企改革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不都是从国企内部所有制、薪酬体系这种微观层面，这只是一个方面。国家政府推动作为主体，可能需要政府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从制度环境层面来推动。因此。所有的问题应该从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两个层面研究。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国企其实也存在不同的类型，我曾经在中信工作过，它的一个市场化、商业化运作非常成熟的，非常健康的一个国企，它和不同类型的国企还没有重大的差别。另外，还有一些公益型的国企，垄断型的国企，还有一些产能过剩，处于这种方面的国企，我认为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从宏观层面来讲，首先我们看到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一个是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作为国有企业基本上在很多重要城市它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个核心，鞍山、长春都是这样一个核心，围绕一个国企做一个核心，即使有众多的民营企业，它实际上也是围绕着比如鞍钢等等一个生态体系来生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劳动力不断的外流，东北在两会期间也有众多的事件产生，员工的工资等等薪酬问题的产生。如果国企不能解决重要的问题，恐怕国企改革也就失去它特别重要的意义了。因此，东北问题，还有僵尸企业，这肯定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提到凯恩斯陷阱和传统的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过多的依赖于政府投资，过多的依赖计划体制的这种投资，实际上前面几位专家已经提到，它赋予了国企过多的责任，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企业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尤其是国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目前是个多目标的，既要求它是企业，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肯定比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肯定是多目标的管理。这块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垄断问题，社会广为诟病的问题。还有在统计上已经体现出来“国进民退”的争论，首先这种现象2003年以后存在，但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很多的争论。
国有资本的产业布局，公益型，垄断型，还有竞争领域究竟应该怎么样进，怎么样退，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宏观层面更多的应该是国家政府改革的重点。至于企业微观的机制，这是微观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高杠杆、高库存，我认为这都是企业微观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政府过多的关心恐怕他不应该从行政干预的角度来做，而更多的应该从法制的角度，应该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进行，包括刚才说的企业员工的下岗、破差，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以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应该更多的依托于市场的机制来进行解决。我们看基本上两类，一类是好的企业，好的国企是有争议的，例如是来自于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还是来自于垄断呢？薪酬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挤占了非公领域民间的投资呢？对于好的国企有争议。对坏的国企，现在产能过剩如何退出，僵尸的问题怎么解决。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整个在中国的破产清算也好，破产的改制也好，都缺乏一个可操作的路径，法律在那儿，但是目前看起来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破产，没有办法破产，变成僵尸，变成职工通过上访解决薪酬的问题，其实民营企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破产途径变成跑路。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有一些面临着同样的制度问题。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发现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有这样几个，从主体来，从动机、收益、优势和劣势做一些差异，是一个私企业还是一个国企，关键是动机上有显著差异。私企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并不是只局限在经济利益方面，包括一些公益性的国企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一些，也对国企的经营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益也是一样，国企能不能让收益作为国有企业，包括原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会从全民所有改成国有，肯定也是有一些原因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应该让全社会的全体公民来享受这样一个利益，利润怎么体现在全社会，而不仅是提供的服务创造了社会价值。另外，从优势来讲，作为私有企业，我本人曾经在国企、私营企业、事业单位、美国公司工作过，在各种各样的所有制企业都感受过，私营企业相对来讲主体明确一些决策效果会高，国有企业由于有各种各样的领导，它的决策效率肯定不如民营企业更加直接，更加果断一些，这是一个总体上的情况。另外，竞争损失一般不会外溢，创新动力相对足一些。国企有相对的优势，首先政府的支持，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支持实力强大，融资的等等条件，其实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也会有很多的项目需要这种国有的资本才能有实力进行这样一个投资和运作。同时，还需要按照一个社会的总的需求，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需求，社会上的需求来设计一个综合的目标，这个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只为挣钱就能实现社会价值的简单的主体，社会是复杂的，确实需要这种综合目标，通过国有企业来运作，比私人企业更容易实现多目标的管理。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劣势，私有企业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外部性的问题，很多的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个不如国有企业。另外，它的竞争淘汰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大家也有很多的共识。
在很多情况下，私有企业有失灵的地方，市场有失灵的地方，国企也会有失灵的地方，甚至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都会同时失灵的情况。比如一些公益的不赚钱的设施，作为民营的资本它很难投入。比如像邮政、高铁这种大规模、长期的项目，在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最尖端的航天技术也是在国家来主导。国企有失灵的地方，因为机制的问题。目前来讲，对于产能问题，杠杆问题，2014年我们跟姚所长一块做了很多去杠杆的研究，中国主要的杠杆从总额来讲60%到80%的杠杆还是在国企，尤其地方国企。同时，垄断不仅是国企的问题，如果开放给私企，私企垄断可能产生比国企更大的问题，国企还有国家的责任，对它领导人任命的问题，在制度缺失的领导下，如果把天然垄断从国企转成私企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对社会的损害，包括污染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并不是私企就没有污染。我们遇到很多国企业会产生污染，不是因为国企和私企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的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制度，基础性的制度缺失导致这样方面的问题。
核心来看，市场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职能，一个是价格职能，反映供求信号，同时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还有竞争的职能，还有淘汰的职能，市场上这样三个职能并不是说一定是国企还是私企业才能实现。同时，为了保证市场上这三个核心职能完好的运行需要政府提供三个职能，一个制度的供给保证价格的信号，保证公平的竞争，保证一个合法的淘汰机制，现在我们还是有制度缺失的。外部性供给对于环保，对于公益，对于社会责任来讲肯定需要政府进行规定。包括宏观调控的问题。
因此，我们发现国企改革的前期配套可能放在国企改革方案里就不见得合适，因为它超出了国企改革的范围就是市场机制的完善，首先还是要完善价格机制。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价格能够反映供求关系，但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价格不能反过来调节供给，这是需要完善的一个。还有竞争的秩序。所谓垄断、反垄断实际上也是竞争秩序的一种特殊情况，需要保证足够的竞争主体。所以，这块也带来一些学术上的疑问，混合所有制并没有增加竞争的主体，所以，它不能解决垄断问题，如果变成私有反而带来利益上的问题。混合所有制价格定高了，民营资本进来可能就不符合投入产出的衡量，价格定低又面临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另外，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竞争秩序的问题，制衡的问题，博弈均衡的问题，还有外部性，包括污染的处罚，资源的税收，排放税，生态的审批，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其实都应该是同样的门槛。我们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等等，为什么需要有关部门审批呢？为什么不能企业自主经营？其实这些审批应该是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对于污染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外部性的主要的核心方面。另外，要解决职工的下岗问题，税收的问题，失业的问题，转行和职业保护的保障体系问题。无论对于国有企业，还是对于私营企业都是一样的。我特别同意不要救企业，应该救员工，实际上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社会保障的体系，企业应该让市场优胜劣汰，不好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掉，如果没有被淘汰变成僵尸了。同时，资本行业准入应该是平等原则，无论对公还是对私，如果你有一个完善的外部性的污染，员工保护的环境，只要合适了私营企业也可以进入，觉得投入产出是足够的，对于我们的供给是一个更好的补充，对于我们的医疗，对于教育，实际上都是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的问题，在哪方面可以尝试这种开放性的准入，但是竞争秩序、外部性要得到保障。同时，要完善现在的破产清算的执行体系，现在很多东西是不可操作的。所以，面临国企没有办法破产，私企也没办法破产，只能跑路的非正常情况。
这种情况下再提出国企框架也是两个层面，面向刚才的问题，一个是宏观层面是市场化的问题，微观层面是企业制度现代化的问题。我提出市场化不等同于私有化，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市场化是指刚才提到的价格的机制，竞争的机制，淘汰的机制，三大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国有企业也可以发挥作用，私有企业也可以发挥作用。所以，市场化是跟原来的计划体制相对的，不是通过行政干预来做这个事情，靠行政干预促进企业的兼并，这是不对的，应该让市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衡量。
私有化是跟公有相对的，哪些适合私有，哪些适合公有，在美国很多安全领域也有私有的企业在进行，对私有企业应该也有相应一些要求，比如保密性的要求，比如一些其他方面的要求，只要要求到位了，私有企业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私有企业它的资本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甚至责任心也达到了，但是不能完全只靠道德来约束，我们必须要有制度和法律的体系。因此，对于不同层面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安全，还有一些天然垄断的方面，确实我非常同意黄剑辉院长提到的一定要有进有退，这也是新供给最开始双创，八双五并重最核心的建议之一。同时，在微观层面，企业的现代化跟刚才各位提的稍微有一点点新的一些情况，在国家层面的国资委，国资委应该承担国有企业股东代表的职能，地方的国资委可不可以做一些淡马锡的尝试，最近我们也接触了，我原来做信用评级，评了中国50%左右的城投公司，也都是我参与的信用评级，就发现这几年地方融资平台跟前面几年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基本上是负债比较重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一种发展，有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其实它的资本实力非常强，原来找到我们是找我们融资的，现在找到我们是找我们投资的，他希望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它的资金实力更强了，这些也是最开始说到的，国有企业有它不同的情况，有好的企业，有坏的企业，有实力的它可以通过淡马锡的机制，市场化的机制进行国家投资方向性的引导，不是做补贴，而是通过市场化的股权投资，这方面它可以产生收益，它不用动用财政的资金，同样可以发挥国家引导产业的作用。
另外，从股东到董事会，到管理层，董事会管理层完全应该市场化的运作，股东可以是某一个国资委的主任，你可以有行政级别，董事会就没有行政级别了，如果真是混合所有制或上市公司，包括前一段商务部鼓励外资进入，外资算什么行政级别呢？所以，到董事会层面已经没有行政级别了，到管理层面跟市场应该是同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薪酬改革就应该跟股东的利润分成有关系，以股东国有股的身份交换国家多少利润，薪酬就可以有相应的对应，不应该设一个上限简单的一刀切，这样打击了很多国有管理层的积极性，对于公益的国企，我也同意前面专家意见，跟经营型国企是分开进行的。
因此，改革的目标，国有企业和非公经济都应该进步，应该首先来弥补市场失灵和制度缺失的补充，对于公益企业，对于国家安全战略领导，可以建立相应的产业基金，可以股债结合，不再由发改委或者信息产业部做，而是由地方国资成立的淡马锡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进行。对于垄断的社会的利益如何，这是需要考虑的。这个制度如果解决好了，私有企业也可以进入，包括私有的供水公司，水价可以提，但是提高的价格是进入到社会财政的收入还是作为企业的收入，由于垄断带来的，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还有效率和创新的问题，所有的改革就一定是从供给侧来讲要增加供给，改善供给，就必须增加竞争主体，不是简单微观的混合所有制，而是应该宏观的混合大经济，在一个行业里，在这个领域里有私有的企业，也有公有企业，一起竞争，竞争的规则设定好，是个大的混合经济而不是微观的混合所有制。这个前提就是规范一个竞争的秩序，不可以用三聚氰胺、地沟油竞争，应该保护消费者权益，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均衡博弈，在生态和可持续的机制下来进行。我赞成应该增强环保部对于项目审批的权力。
另外一个层面，对于国企的解困和盘活方面，我认为国企改革最好从东北开始，我们改革一定要找一个有问题的地方，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可能是在东北，我们在沿海地区相对来讲经济发展还是处于蓬勃的地方，僵尸企业所在的地区，那些地区应该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同时，怎么样在环保、法制、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市场的去产能，我们一再说去产能，但是主语一直不清，谁去产能，应该企业去产能，而不是政府要求去产能，只要机制得当，企业自然会算清楚自己的账，我这个产能留下是亏还是赚。如果让行政干预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历史上无论对于人口、经济、价格，我们发现有政府试图干预，试图平抑的往往会造成更大的波动，靠市场的调节，反而波动是非常少的过程。
另外，在经济健康成长的情况下，金融体系规范的情况下去杠杆，也是通过市场去杠杆，无论通过股权、债权，还是通过之前我跟姚所长一起研究的贷转优先股，不是转股，而是转优先股，这样的方面都可以进行去杠杆的问题。一定要发挥市场的机制，市场价格机制上的去库存，不是行政运动上。包括房地产，很明显大起大落是因为行政干预导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跟房地产合作也比较多，原来他们想降价出售但是当地政府不让，去库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价格，不降价而只是零首付或者首付贷，这种方式只是转移了杠杆，把企业的杠杆转到居民身上，其实仍然是问题，说不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会产生次贷危机的问题。所以，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企业是主体，市场是机制，政府应该提供的是一个制度上的供给，而不是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直接变成一个企业干涉的方式。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