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学术研讨 > 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张燕冬:供给侧改革背后核心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发布时间:2016-03-09 09:30:23作者:来源:浏览:打印
2016年1月31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着力供给侧改革 引领十三五新发展”。

《财经》杂志高级观察员兼副总经理张燕冬认为,以供给侧的改革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更要看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要纳入相当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张燕冬表示,供给侧的改革其本质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如何限定政府在现阶段的职能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中央以及各个专家都提出现在政府的治理,所以,这也是一个供给侧背后的核心问题——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以下为文字实录:

谢谢各位领导,谢谢洪董事长,谢谢贾康院长,谢谢姚余栋秘书长,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受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以及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邀请,让我们《财经》作为协办放来参加这次论坛,请允许我代表《财经》杂志对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50人论坛共同举办的这次论坛表示祝贺。刚才贾康院长谈了新供给的一些重要要点的分析,燕青又把达沃斯在国际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介绍过来了,我今天还是想围绕新供给简单粗浅的谈一下。

大家知道新供给经济改革的提出是鉴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它是根据这个由头开始的,其核心是大家认为紧紧依靠需求端及三驾马车这个模式已经难以为续,而以劳动力、资本、制度、科技、土地、创新等要素的供给侧改革有着潜在的制度和经济动能的潜力,有可能促进市场的活力和经济全要素生产力稳步的持续发展,这个我想可能是核心,习总书记也提出了四点,一个是化解过剩产能,一个是降低企业成本,还有房地产去库存,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四点事实上我个人粗浅的认识。第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主要是促进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第二结构性减税强调的是财税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供给,改善供给。三是通过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强调宏观层面的供给方面的问题。第四点是表明决策层对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关注,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所以,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领域和范围,同时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针对经济形势的暂时性的措施,而且好像是面对全局性的一个战略性的部署。所以,我今天想强调三点。

第一点,如果以供给侧来概括目前中国经济现状,以前我们提新常态,现在又提出供给侧,其核心还是要把中国经济的现状分析清楚,如果用它来概括目前经济现状的话,必须看到这是经济发展的相关一个过程进入到一个阶段的结果,相关性和复杂性超出人们的预期。我们现在国家实施措施的决策很多,但是决策和执行有一个很大的脱节,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决策的预期跟决策的结果中间距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同意贾康院长提出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复杂性够需要我们跳出供给侧去谈供给侧,不仅要看到现阶段供给侧这方面的要素被我们忽略了,更要看到供给侧所共同形成的一种难以割舍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是与需求侧共同形成的复杂的相关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供给侧不同领域存在的相互冲突和关联性,找到其间的逻辑关联和相互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如果我们以供给侧的改革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更要看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要纳入相当的内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本质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如何限定政府在现阶段的职能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我想中央,以及各个专家都提出现在政府的治理。所以,这也是一个供给侧背后的核心问题。

第三,我想讲的是如果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话,我们更需要有一种历史感和比较鉴别能力,刚才贾康院长也提到了这一点,供给侧理论是产生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大家知道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受到当时历史阶段环境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途径相关。像美国供给学派的产生,刚才说到是70年代末的时候,它当时是受芝加哥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其实也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的翻版,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凯恩斯理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咱们不可否认在大经济,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影响,而且它不仅是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更是西方政府扩权,行政官僚主义长达一个世纪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要把西方相对清晰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价值理念,我们要在同一历史时期评判,包括中国的问题确实比美国复杂,因为当时美国在经济箫条的时候所要解决的是政府相对集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过去的政府是隐性的,工业革命之后大量农村人口进来它需要政府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的东西。所以,美国当时强调政府的权利。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这个政策实行了反弹。所以,中国事实上既要解决由于过去政府该放弃的没有放弃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去做政府应该做的那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在这个历史阶段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兼具的问题。核心问题还是我强调的第二点,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我就讲这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财经》杂志正在筹建新的财经国际智库,我们也愿意与新供给经济研究院、新供给50人论坛共同合作去研究这些对中国非常棘手的问题。祝贺会议圆满成功,谢谢。
分享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