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第六期在北京艾维克酒店召开，中航国际交流中心协办。本期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五中全会研讨‘十三五’规划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做了主题发言。贾康表示，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各类矛盾和风险隐患不能忽视。
他认为，对中国经济的思考必须基于中国严峻的现实国情，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半壁压强型”的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中国的主要人口、资源、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分布都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这里承受着巨大的人口、交通、能源压力。而且我国长期以来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又加重了这种压力，导致现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贾康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现实性，尤其是要考虑到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这种制度性的后发劣势可能形成的制约。处理好收入分配优化，力求弥合先富和后富的差距、城乡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演讲实录如下：
贾康：谢谢洪理事长，大家好！
刚才徐司长就我们面对“十三五”从现在看对接“全面小康”和长期发展，做了非常权威的关于中央思路和精神的阐释。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着重向各位汇报一下，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前一段时间在我们新供给创新思路形成的一定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于“考虑‘十三五’乃至‘短期到中长期发展’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和建议”这样一个意图下，形成的一个认识框架。就通过创新来构建“新动力”、通过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来激发活力以及实现更好发展等方面形成的认识，我来做个简要的汇报。我们有一个文本，今天简单地谈谈这个文本里形成的一些主要认识，特别是我们认为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当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徐司长已非常好地说明，释放新需求所释放的动力机制自然地联系到创造“新供给”，我们也在“十三五”的文件里看到，中央文件里提炼了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怎么样在供给端着力来驱动升级和发展。
在认识框架上，我们首先强调过去已经有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的是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必须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
我国的区域差异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仍然是巨大的，需要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一系列区域发展的战略意图，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控制区域差异，达成协调发展。争取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民生方面进行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的供给，特别要贯彻应对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的环境矛盾挑战下绿色发展问题。
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必要的转轨成本，在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可观的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这些摆在面前，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很清晰地在供给端发力，有所区别对待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我们在这个阶段上，只有特别注意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儿。所以，就必须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徐司长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过去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的争取“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大的部分，认识框架勾画分析了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我们强调，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第一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半壁压强型的巨大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下，我们在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等方面有“胡焕庸线”早已经给出概念的、在实际生活中仍然非常鲜明的、半壁压强型资源能源耗用和环境压力。我国经济粗放的发展，阶段性超常规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数，叠加在半壁压强型基本国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们国家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而且很长时间不可能改变“以煤为主”基本状态异乎寻常的环保压力，就引发了“高压力区”和“高压力阶段”中我们基础能源禀赋结构叠加而成的、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矛盾凸显。中央矛盾里所说到的矛盾累计、隐患叠加，我们感觉是对应这种现实问题的。可以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种“非常之局”，十几亿人口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四十几国土的东南半壁，实际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绝对不是按一般理解的那样一个数量级。这种“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给管理调整结构、优化结构，释放增长空间。
第二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中国如何避免这种问题，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矛盾威胁和棘手的难题。我们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所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虑，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这种制度性的后发劣势可能形成的制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矛盾积累。潜在存在的这些威胁的叠加摆在决策层面前，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它有对优化供给环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我们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挑战。邓小平晚年最关心是让一部分地区和成员先富起来见到眉目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带动共富”、走向“共同富裕”。实际生活中，怎么把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深刻影响供给环境和机制优化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中央《建议》里在这方面比过去更鲜明地强调怎么处理好“收入分配优化”的问题。
如果把这三大制约摆出之后，往前看当然应该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做好。承前启后地来看我们提出在“十三五”和今后一个比较长时间下，战略目标应该是先在“升级版”增长平台上使经济企稳，发展动力转型提升，进而实现“全面小康”之后争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从“追赶”对接到“赶超”，整合“全面治党”对接“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
这样一个战略考虑在原来邓小平勾划的“三步走”，以及中央一步一步到现在“四个全面”认识下，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地表述出来的这样一个奋斗目标。具体而言，配合它的战略分析，我们认为可以设想成这样三个阶段。从“十三五”来看，要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求推动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顶层规划中所排列的重大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十三五”之后这十年间，要乘势“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接高收入国家；在2031年之后的那个时间段，要继续强化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样的框架之下，在第三个层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
要解释所谓“中国发展之迷”，无论现在大家如何探讨，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立一定是第一位的。这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的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前一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在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闻名遐迩的民主法制化的发展过程。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从这样的认识再往下展开，我们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可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怎样呼唤着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
同人口劳动密集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资源方面看，土地制度应该承认是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是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的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在资本作用方面，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在进一步创新方面，首先是创新主体是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在科技人员应该将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过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逐步提升。应该承认，我们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很多科技投入纠结于现在真正能产生绩效的特征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多年，实际生活中我们还是看到这方面机制的僵化和落后。在改革这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和改革是不到位的，我们的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时间关系不展开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
再往下利用不长的时间重点谈谈我们进一步提出什么样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建议。我们所致力于推进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首先就是改革经济学。中国攻坚克难的改革，是同理应该把改革落到能够守正出奇这样的关键要义上。我们思维重点，是强调的“四个全面”总体布局新时期，怎么样真正能够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角度实现创新和结构优化。我们要在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的同时，理性地建设市场，坚持以经济手段为主和深化改革优化制度紧密结合。
我们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有几个大的方面，也是结合前面的动力源的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五中全会中明确地宣布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以后，我们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地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进一步把人口政策适应于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整个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这一方面我们有些细化的表述。
第二个主要的建议方面，是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涉及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提出我们主要的意见建议。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现实生活中，深圳的经验又不能草率、简单地在别的地方马上仿效，但从别的地方的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心存一个长远目标，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我们也在这个方面提出了可以展开的一套意见建议。
第三个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有关管理方面不断地给出积极信息。央行的领导这一两年——我作为研究者，纯粹是以个人角度来说，高度赞赏、肯定央行领导的一系列鲜明改革态度。因为很显然，配置整个攻坚克难改革，我们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分析，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地推进改革，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地掌握，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历史性考验。
我们建议的第四个方面，是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所涉及到的建议也非常多，时间关系不展开说。大家都在注意，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到现在的社保怎么样按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还有就是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特别强调第五个方面，就是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在五个方面的意见建议之后，我们感觉这些建议特别侧重都是供给端发力，它离不开我们国家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所以，再往下面，我们又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视角，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第一，我们强调，结合式地深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同时考虑到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这个方面多说几句，因为讨论多年的这个视角上的改革，我们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涉及到更深层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要从“减少审批项目的数量”转到“真正使审批合乎质量要求”，法制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的实现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内在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职能机构的协调联动势在必行。除了提高行政法制的程度，顺应精简机构的要求之外，要落到现在，就要扩充动态优化设计，以后择时启动整个“大部制”框架下的、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同时，也应该特别注重“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我们现在不同的部门分头来处理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具体化到国土开发、城乡建设、交通体系、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财政跨年度规划等等，都应该纳入“多规合一”的综合体系。这当然也需要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和在线行政审批平台里的有效连通，提高政府官员的信息化水平，业务流程也要再造。相关各个部门的收费自然也要在破除原来一些不合理的弊病。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建议当然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但从现在看“十三五”以及“十三五”以后中长期改革的深化，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清晰地勾画改革可操作的要领。再往下，我们强调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有很多丰富内容。中央关于财税改革这方面的方案审批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动作，我们现在非常关注原来中央所说的时间表。2016年，改革的重点和基本的事情做出来，能不能尽可能符合这个时间表。再有，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转置，这也是过去新供给特别强调的方向。我们看到这方面有所推进还存在很多纠结，要进一步理清一些基本改革的逻辑关系。
再有，我们非常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要积极打造“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到了这个阶段上，有些难啃的“硬骨头”，特别关联到我们得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再分配问题，比如：财税改革里“直接税”，转移支付怎么样冲破原来的一些部门而真正系统化、体系化、合理化等，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务。此外，我们非常强调“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下积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有些配套的因素要抓住不放。今年已经有中央下发的关于电力部门改革的文件，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在价格改革方面要有进一步的深化。这些部署怎么样真正落到实处，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对我们来说执行推动改革的事项。把这些处理好，才能更好从经济利益调动所谓内生的潜力和活力，促使社会方方面面在价格信号和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下形成有效投资。这个当然也涉及到我们积极推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创新上。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以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委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特别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扫清道路。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