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王文举副校长，王广宇副理事长，黄剑辉院长，琚林勇总经理，孙志勇社长，尊敬的在座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各位同仁，首都经贸大学各位领导、老师、同学，山西经济出版社各位领导和编辑同志，尊敬的到会各位专家、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要向大家表达我和我的合作者苏京春博士对大家的衷心感谢！

《新供给经济学》作为一本带有创新性质的专著，是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共同努力和已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启发、激励的基础上，得到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的大力支持而面世的。今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山西经济出版社，又得到我的母校首都经贸大学领导和财税学院的宝贵帮助，三方共同举办《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暨理论研讨会。今天到会的还有关心与供给侧改革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各界专家、学者，母校的老师同学们，和不少的媒体朋友，我们在此向各位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刚才三位领导的致辞也使我深受感动。王广宇董事长专门把顾炎武的两句话送给我，这两句话是“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我感受到顾炎武作为本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通过这两句话表达的追求，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要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们作为经济学研究者，作为在思想上要有自己的品味和与家国情怀结合的学者，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是自己应尽的使命，也是中国经济学人应有的坚定的追求。我认为这也结合着我的母校已经刻成石碑的“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

我们今天的背景恰是基于十八大之后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又推进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结合协调、绿色、开放发展而归宿于共享发展的系统化的现代发展理念，随后决策层十分清晰地表述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性意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是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背景下，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中央关于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法制化，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建议指导文件发布之后，又给予我们更多的研究激励和改革转型的紧迫感。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有所作为的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从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习近平总书记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就是需要对已经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引出的基本认识是中国为完成“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趁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接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命题。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注意到舆论界，特别是网上，对供给侧改革有种种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和各种各样的观点的表达，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汇报我们三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第一，现实生活迫切需要对已有的主流经济学成果做出“破”和“立”。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其实是经济学研究中已有定义的一个概念，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已经被研讨多年，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深入研究就特别需要跟得上来。我们也不断碰到朋友们提出的这种问题：就是新供给新在哪里？我们已经有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是初步的，但是这方面的新意，做出概括总结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在我们努力之下的“破”，二是新在跟着的“立”，三是新在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经提出的成体系的思路设计和政策主张。这方面的“破”，表现在我觉得需要在此展开汇报的如下一些认识上：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现实生活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在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之后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既没有做出像样的预测，又没有有效和有力的经济学解说与对策思路的框架？怎样以经济学理论阐述中国的不凡发展和艰巨转轨的进程？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到现在为止取得的基本成果是亟待反思的，我们在这方面高度认同。因为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性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在新供给研究中必须致力做出的“破”，至少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在研究中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共同的失误的确又是不容回避的：他们都在理论框架种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的共同问题。

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也就是必须联系实际的时候，它却没有有效地校正还原，实际上是拒绝了在供给侧做出深入的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存在着明显不足的。

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面几十年的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下应运而生了“供给学派”，这是颇有建树的一个学派，它的贡献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是它理论的系统性还是有明显不足的。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么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在这方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一些学者，他们的贡献与局限性的影响到现在还是非常强烈的。

昨天参加一个环球时报的论坛，我碰到北大一位教授，他说供给侧改革是解决短期问题，主要就是减税，减税释放了对企业的一定约束以后，财务上自然就有更大的空间了。我认为这是简单地把美国供给学派主要侧重减税的主张套用到中国现实，以为这就实现了我们考虑供给侧改革最主要的建议，而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的。中国现在致力于探讨并推进的供给侧理论创新框架支持的是从短期衔接中长期问题的通盘的解决方案，绝对不会仅仅限于一个减税举措，当然减税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只局限于减税这样一个命题。

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如何解决“转轨问题”和“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自然他们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过去在经济学研究中指标可以通约、比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是不可通约的，千变万化的，更不容易建模，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这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我们首先破的切入点是针对着过去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有它形成的特定的原因，要改变这种不对称性显然有其难度，但是整个反思引出的认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种问题而寻求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第二个破的方面是我们直率地批评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可以观察到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跳出主流经济学教课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中也找不出清晰的依据，但运行中往往得到特别的倚重和强调。美国金融危机中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对雷曼兄弟公司斟酌救还是不救，采取的办法是任凭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垮台，有了这样一个处理之后又总结经验，后来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分别施以援手，用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作选择性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至今还基本处于与经济学的经典学术文献和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我们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的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对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都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是在产业政策方面可圈可点。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注意到，当时流行中国的《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关键的振兴美国之道就是产业政策，而市场一线的这样一个重要意见后来明显得到了他们决策层的呼应，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在这样的至少三个方面的破之后，我们提出了立，我也想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创新视野来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识。在世界金融危机刺激之下产生的这样一个命题，需要更加鲜明的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趋向。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该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这个供给侧能力和它的响应体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机制连接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经济生活中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会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的资源，但是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关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到位。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完成转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

要回应和解决好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么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更好的把理论服务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问题的同时，要解决“生产什么产品，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优化的问题，这种强烈的供给管理结构性特征和复杂性特征是无法回避的。这种把需求和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我们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当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它牵涉到大量的供给侧的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然带有它大量的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只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该进一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以更好地洞悉现实。

需求分析主要处理的是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的，单一的，可通约的，供给问题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等等，指标是非单一的，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和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的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的、“慢变量”的问题，必然成为供给侧需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者反周期调控中可以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这时候就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要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做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方面，我们认为市场、政府、非盈利组织应该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认识必须深化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的讨论不同的主体，就是市场、政府和所谓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等，他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上，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和特点又必然有不同。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模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的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我们必须把握这样一个趋势。

第四，我们还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实际上与处理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为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呼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的现实需要，形成的核心概念，就是我们理论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凭借这样一个认识作为基点，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和超常规的由追赶到赶超的长期过程，也就是现代化的实现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破和立的汇报，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方面更丰富、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整个认知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现在，在进一步领会习总书记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要抓住创新驱动的龙头，这种制度变革创新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不同类型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所谓“关键一招”和“最大的红利”，也就是制度红利之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的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所谓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于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的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这样一些认识下，我们认为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需求管理”为主的实践经济的反思，加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的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连通到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可能对应地形成各自需求满足的机制和状态，其中包含的就是由需求侧的所谓“元动力”引发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

虽然前面我这些汇报显得长了一些，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我注意到在当前的社会心态下，我们这种几千字的关于新供给新在哪里、破了什么、立了什么的文字，由很多的途径提供出以后，似乎不少读者没有耐心把它从头到尾读下来。所以，我借次机会再向各位汇报一下。

第二层我想谈的看法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在中国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强调总书记已经给出明确概念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理解之上基于理论创新，在新的认识境界内来形成我们系统性化的思路和建议。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必须把它的核心内涵放在理应统一领全局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的命题上，我们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趋向下，在改革深水区面临的真问题就是怎么攻坚克难，怎么把硬骨头啃下来。这种经济社会转轨的升级版是新常态的“常”必须落到的境界，打造这个升级版最关键的就是创新驱动，就是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潜力，来对接全面小康，连通中国梦。以理论创新基本认识所引出的我们这个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过去已经有多次的发布，在改革统领全局下我们提出了“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任务的“五并重”，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汇报它的具体内容，欢迎大家查阅新供给系列图书的相关内容。

这种“八双五并重”引出的消除供给机制，放松供给约束的取向，正是对应于十八大以来延续市场化取向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转轨、机制优化的最核心的内涵。在迎接五中全会而按照高端的要求，我们研究形成的内部报告中，我们又对于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释放微观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提出了系统化的分析认识和建议，现在已经过了保密期，我们这方面的建议已经在一些媒体公开发表，时间关系，我也不在此全面汇报出来，欢迎大家在网上作学术搜索，对我们这些意见建议做出批评指正。

第三个层面，还需要特别谈一下我们另外一个和供给侧改革有关的认识。在供给侧改革发力服务全局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注重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在我们研究工作基础上主张的上述这些需要立的学理和思路建议，是生发于对于经济规律的探究，是对于中外古今全球视野的实践总结，但是又聚焦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最后意图的实现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两百年之后“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总书记更进一步以形象化“中国梦”所概括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它的实现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逻辑，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于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第一阵营，在所谓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认识之下，在人类发展的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重大贡献，这也就是服务于中国和世界人民把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我们深知在这个宏大的现代化目标追求之下的相关的理论探讨，在研究和认识深化的过程中，争论是难免和必要的。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我们感觉还似乎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我们就不说网上非常情绪化的表达，即使在学界的表达和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解放、思维创新的空间并没有充分打开，反而往往容易处处设限，有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分类，有的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套路，有些观点马上被贴上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的标签，另外一些又概括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简单化、表面化和浮躁化。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一些主义，多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于真理的追求。如果我们在研讨中弄清楚了真问题，我们所要最后认识的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贴意识形态的标签，处处分辨是左是右、姓社姓资。新供给研究的追求就是要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理论学说做出发展，这要坚持学术的严谨性，要做出必要的补充、整合和提升。

我们特别看重需要有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对于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应该进一步加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包括了要充分体查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充分体查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么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经认识到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查中国视角必须体查的各种事物，同时也注重体查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适的共性规律和价值，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互动等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关关系的正确把握，力求学者要首先努力做到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客观中肯。

关于“供给侧改革”这个热点在舆论场中表现出的一些极端化、简单化、表面化和情绪化的观念和情绪，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努力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了不负时代而做出的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主要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的，它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的成绩，但是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线，随着近年来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经日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等人际关系制约，已经把我们可接受的所谓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了，再复制式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比较高水平的理性管理的有效运用是势在必行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领导层更明确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是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潜能的系统工程。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历史性的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解放思想、创新思维，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为作者，我们愿把《新供给经济学》一书作为一个继续努力、深化认识的新起点，希望得到各界朋友更多的批评指正意见，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