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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
发布时间:2014-05-06 20:03:00作者:来源:浏览:打印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 贾康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林为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李万寿为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白重恩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姚余栋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黄剑辉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刘培林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庆为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滕泰为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宏瑾为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徐以升为第一财经日报编委。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概要:需求管理相当于西医,供给管理相当于中医。中国经济政策应该采用“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综合疗法,为长期可持续较快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201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说,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从更广泛的视角上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也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但有比喻的好处是更为形象化和有助于加深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看在医学上两者的区别。著名老中医任应秋先生曾经对“病”的概念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任应秋老先生这段精辟的论述:“西医所称的病,大多数是取决于病原体,或者就某种特殊病变的病灶而命名,或者就生理上的某种特殊变化而命名。总之,西医的病名,必取决于物理诊断和实验诊断,是比较具体的。”“中医的病,或与病因的性质而命名,或与突出的症状而命名,或从病机的所在而命名,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往往能从整体观出发,局限性比较少。”
  
  其次,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可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但反复用,会产生抗药性,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能再发挥应有的效果,甚至使药物完全无效。而中医对一个人体有机系统,水、空气、食物等要素供给到一个复杂生命系统中,欲望、情绪、环境等参数调节系统的运行,影响合成与排泄,从而影响系统健康。中医开出的一副药里,往往有几味、十几味药,是一种稍慢的疗法。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很完整的实证分析,主要依靠应用检验,同时有些方面要凭借长期、广泛的经验。如果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以中医式的长期、广泛的经验而言,其积累既要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上,也要凭借对经济运行的体会与全局性综合,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却具有系统性的优点与好处。
  
  我们认为,需求管理可以比喻成“西医”,而新供给所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像是“中医”。“西医”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且每一个具体组成部分都有单项论证,但西医副作用也大,主要是经济自身的抗药性逐渐增强。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耐药性的表现。除了上世纪促使凯恩斯主义“破产”的“滞胀”困局之外,近期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威胁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基本符合凯恩斯经济学对短期经济增长困境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几乎都同时实施了西医疗法,即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推出了程度不等的刺激性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量化宽松。但西医疗法的副作用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悬崖,货币政策退出也不容易,可能产生突然间的“流动性干枯”和债券价格下降。如果以后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西医治疗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而言,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目标和主要任务不尽相同。“西医”的指向主要在于力求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逆周期调节,重点在于解决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等;“中医”主要是防微杜渐,“不治已病治未病”,培育有效供给,着重解决与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相联系的结构问题与制度性的问题。
  
  然而,在现实政策操作中,“西医”和“中医”常常出现冲突,集中表现就是:在长期视角内,短期需求过度用西医式刺激可能造成债务增加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要素跨时错配,投资过度,从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过度强调中医式调控,可能会遭遇到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甚至陷入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险境,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频繁,进而损害经济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对一个具体的经济体,需要两方匹配、有所侧重地对症下药。
  
  实践中,政策决策者容易过分使用西医,对西医越抗药越加大药剂量,产生“西医依赖症”。因为当经济突然下行时,往往产生“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容易马上使用西医,因为疗效快,成为社会上“流行性智慧”,而且在政策上容易产生共识。与之相反,坚持中医疗法不容易。深层次问题都是不容易察觉的,是个“温水煮青蛙”过程。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忽略”。特别是,深层次问题,在治疗上不容易产生政策共识,与社会上“流行性智慧”可能背离,难以得到公众支持,大都可能导致久拖不动,即使能正式议论起来,也往往议而不决,不了了之。
  
  未来十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非常宝贵、非常关键的时期。今后这十年中,乃至中长期,中国经济该用西医还是中医呢?如果说要中西医结合,其中的结合是以谁为主、或怎样有机地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到底长期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最重大挑战是需求不足(或需求管理)问题,还是供给不足(或供给管理)问题,对策思路中如何把握“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们认为,既不能不顾短期经济平稳增长的需要而忽视需求管理,也不能轻看和忽略供给管理,特别是经济社会转轨中制度供给问题。有效需求为什么释放不出?那是相关的有效供给没跟上。妨碍产业增长的制度不改革,潜能如何释放?在中国现阶段,有效需求主要靠有效供给激发,特别是以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激发活力、创造力而提升产品、服务层面的有效供给去呼应和提升有效需求。
  
  中国“十八大”后的新阶段上,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中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对冲潜在增长率下行因素、激发其上行因素而追求长期健康较快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之后,增速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是国际发展经验的铁律,不是靠盲目乐观就可以改变的,必须居安思危,及早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长期经济增长水平降得过低,就会导致出现类似日本的“失落的二十年”。因此,我国经济政策要更多以长期经济发展为重点,以改革为核心,努力做到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西医配合”。
  
  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我们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由此引出的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探索中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所谓“八双”。“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在现在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应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配套改革。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至少好几味药的协调匹配,因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项改革需要协同配合中推进。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往往会拒绝“吃中药”,经济不好的时候“吃中药”余地又不大,容易选择“吃西药”,而且给中国经济“吃中药”的时间比“吃西药”的时间长,疗效也不容易立竿见影,会不习惯和缺乏耐心,遇到挫折,容易放弃。这需要决策者的坚毅和社会广泛支持,把中医也吸纳成“流行性智慧”,成为全社会共识。日本本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依然较高速度增长时及早采取中医疗法,大胆改革,才能有望避免1991年后的经济停滞。1991年后,日本采用多次西医疗法,反复财政刺激,结果债务越来越高。即使使用“安倍经济学”的新西医疗法,没有中医的配套式诊治,怕也是积重难返。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治大国如烹小鲜”。西药疗法如大火爆炒,一不小心会烧焦;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容易把握火候,会味道浓厚。未来十年,应从之前国际主流上依据的需求管理理论,更多地、更自觉、更积极地转向供给方面改革,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综合疗法。“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比喻有四层含义:一是慎重选择需求刺激的西医疗法,而是主要选择渐进的中医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必须坚持采取配套改革;三是要对中医疗法长期坚持不懈,不能在渐进中半途而废;四是减弱抗药性,要主动留出西医空间。面对突发性经济衰退和金融系统风险,应毫不犹豫,果断使用必要的西医手段。
  
  十八大报告已经发出明确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相信,中国经济较长时间内仍有重大发展机遇,关键是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以新供给经济学为指导,及时推进改革,坚持“中西医结合中中医为主、西医配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国梦”奠定雄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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