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时间】2014年2月16日（星期日）上午9：00-12：30

　　

　　【会议地点】北京·金融街会议中心

　　

　　【会议主持】贾康

　　

　　【会议主题】中国“十三五”经济发展规划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高质量的新思想、新制度供给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2016—2049）

　　

　　【会议主要内容】

　　

　　2014年2月16日（星期日）上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北京金融街会议中心召开了第8期新供给双周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十三五’经济发展规划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高质量的新思想、新制度供给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2016—2049）”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贾康院长主持，课题总协调人黄剑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做主题发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特邀研究员及邀请嘉宾等30余人出席会议。课题总协调人精彩、详尽地阐述了课题构思、汇报了项目建议书及课题任务分配情况，贾康院长及与会专家对课题提出了重要的、富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会议最后明确了课题的下一步工作。贾康院长最后做了会议总结，会议于中午12时30分圆满结束。

　　

　　一、贾康院长介绍本期讨论主题与发言人

　　

　　贾康院长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讨论重点——《中国‘十三五’经济发展规划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高质量的新思想、新制度供给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2016—2049）》课题，介绍人课题总协调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黄建辉副院长，并表示期待大家放开发表意见、讨论交流。

　　

　　二、黄剑辉院长演讲要点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首先给大家讲解了课题的背景、项目建议书、课题提纲及分工。

　　

　　（一）课题的背景

　　

　　黄剑辉院长首先表示“中国2049课题的启动会”在国内各个智库研究“中国梦”战略规划蓝图方面一马当先。认为20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是中国建国100周年，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一个目标之年。回顾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真正国泰民安的年份大概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老百姓过的比较安稳的日子还不到一千年。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包括改革开放30年走过的历程，也是十分不平坦，付出了很多沉重的代价。各方认为中国，包括改革开放35年来走过的历程，虽然很辉煌，但是走过的历程是很不平坦，付出很多代价。目前各方对于中国如何发展至今仍争论不休，迫切需要中国的智库机构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提出比较具体的实施路径，来征求各方的意见，呈报决策部门（包括主席司、国研室）和国务院领导，减少不必要的争论，降低代价。从国际上看，也需要中国方面对“中国梦”的内涵和实现路径给出清晰的轮廓，及早打消其他国家的疑虑，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

　　

　　黄剑辉院长表示，2013年11月18日，由洪崎理事长、贾所长主持理事会，明确将“中国2049”这个课题作为2014年新供给研究院的三大课题之一，除了这个课题还有徐司长牵头的中国民生PMI指数和王庆总裁牵头的每季度国内外宏观形势跟踪研判。课题筹备组前期做了一些研究的工作，在研究背景方面：国外方面，美国的很多学者、智库研究机构在几年前就推出了自己的2049计划，研究中国2049。比如美国的前副国务卿、2049项目研究所总裁薛瑞福在2008年就建立了一个叫2049项目研究所，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所长萨克斯先生提出他设计的中国2049项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柏林格也宣布把他的首个全球研究中心放在北京，来研究2049项目；国内相关研究方面，武汉市委市政府启动了武汉2049的研究，北京市前两天也结合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启动了一个北京2049发展战略的研究。

　　

　　（二）课题项目建议书

　　

　　黄剑辉院长从选题背景意义、目标、总设想、参考书目、研究思路等方面讲解了课题项目建议书。

　　

　　选题背景及意义： 第一，“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第二，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十三五”规划；第四，去年6月份，我们曾经提出过“八双五并重”的建议，去年年底50人论坛正式成立，成员来自部委、金融机构、投行、高校，意味着能够跨界合作，因为“中国2049”这么大的题目单靠哪个研究机构（包括开行研究院）是很难做成的，新供给研究院、50人论坛的成立为这项工作以民间智库的方式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课题的目标包括：第一，发挥跨界合作的优势，整合力量，分工协作，在今年底拿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报告；第二，运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来破解制约中国近中远期改革发展的难题和瓶颈；第三，不久前刚去世的科斯教授曾经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其中很核心的一点是要构建思想市场，另外他前面有一个前提，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工作放到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搞“黑板经济学”，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如果空泛地去做，那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也为中国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发展和论坛的发展奠定了成为一流智库的基础。

　　

　　总体设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放在中国自身和全球大的历史跨度、广度和深度里面去研究。第二，既要服务徐司长的“十三五”，又要着眼于中长期。我们国家可以从“十三五”开始就改成“十三五及中长期战略”，全国各个部门、各个机构都要研究“中国梦”2049机构的具体化问题，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张蓝图绘到底”。第三，与“十八大”和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思路相结合。贾所长明确提出“软实力”的问题，这次要专门加上，而且放在前面，软实力就是文化创新，中国未来要走软实力加硬实力双轮驱动的强国富民模式，把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强国梦的实现紧密结合。最后一点，建议今年及未来一年时间，50人论坛要将2049课题作为一个基本平台，有关的双周学术活动可以与课题的开展相结合。如何研究这个问题的确像上次汇报时候徐以升提出的那样，三年、五年都很难研究清楚，更不论35年了，不确定性太大。那么如何将这种不确定性变成相对确定，我最近思考以后做了一点儿功课，引入相对论的原理，把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纳入到一个以1567年为起点，横向是全球化背景，纵向是中国自己大跨度的历史时空。35年放到一个500年的范围里就变小了，就看的比较清楚了，否则只是就35年看35年，那不可能看清楚。

　　

　　参考书目有《五百年来谁著史》、《大国策》、《历史的惯性》等。《全球趋势2030》是每一届政府上台的时候，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全球未来几十年给的一个报告，这是刚出的一个报告，叫《全球趋势2030》。《2052》是罗马俱乐部提出的，讲的是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第二方面关注了《中国历史周期率》，这本书是刚出版的。《历代经济改革的得失》也很有启发，这里面展示了几个象限，要从组织文化看历史的周期率，文化部分蛮有意思：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歌手文化；以部落部族为核心的凝聚力的文化；宫廷文化为特点的制度管制，控制力；讲竞争力的军营文化。这四个文化所在的四个象限如果比较均衡，是实现一个王朝、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这是这本书的重要结论，而且从历史文化可以看国家的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第二个研究思路就是2013年12月8号成立大会上也向各位汇报过的，对中国过去的三千年和全球过去的五百年中大国崛起的基本规律做了一些梳理。从中国近三千年改革的历史来看，只有进行正确的改革才能实现强国富民，不光是最近这几十年的问题，从过去三千年的历史看，搞不正确的改革比不改革危害还大，包括王莽搞的改革最后民不聊生。所以，只有正确的改革才能实现强国富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黄剑辉院长回答了“从全球来看为什么1567是起点”这一问题，表示因为在15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在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谈不上文明，15世纪以后才实现了西方这些大国的崛起，整个回顾这几个大国，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到20世纪初的英国，还有美国成功崛起的经验，日本、前苏联崛起到一半却失败的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不是进行了改革开放。英国、西班牙、荷兰的强盛是都有当时那个阶段历史突破性意义的改革才实现了强国的发展。刚才把中国的历程还有全球的演变画了一个坐标，起点是1567，这一年的特点是明朝的隆庆元年，隆庆上台以后发生了很重大的历史事件，宣布开放海禁和银禁，白银过去不让进口到国内，银禁的开放对中国当年的货币政策及货币的演变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一年也构成整个世界史，不光中国由强转衰的一个拐点，也是整个世界史演变的一个起点，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对整个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黄剑辉院长认为，在这个坐标下来看未来35年的中国，2014—2020可以用一句话表述“乘改革东风扬帆启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为过去谈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谈的比较多，现在写文章都说现在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如何复杂，但深水区继续摸肯定不行，必须要改变思路，过河可以坐船过河，为什么非要摸着石头过河？我按照这个思路转换一下，“乘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东风扬帆启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1—2030，从人均GDP的角度，中国的居民收入，还有社会发展水平，未来到2020年之前谈不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我是这么看，因为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两码事。所以，可以把2021—2030划为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过完河一看，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在河对岸等着我们，这个陷阱怎么过？我们推敲了一下叫做“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这个不能摸着石头过了，必须架设一个改革创新之桥，架桥过河。第三个阶段2031—2049，过完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做什么？我们提出把贾所长提的“软实力”突出出来：“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可能未来的目标可以把小平同志提的2049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往前推一点儿。为什么？我自己最近研究这个问题看了一下，“GDP的总量在2015年达到56万亿”这个目标已经在2013年底从总量的角度实现了，中国GDP总量提前两年实现了“十二五”。当然，很多东西不能光看总量，但我只是谈这个观点，可能比预期可以往前放一点儿，这个纯粹供讨论，因为只是给出一个轮廓。

　　

　　黄剑辉院长提出了“新三驾马车”的概念，认为过去凯恩斯主义、美国的经济学提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这种统计方法和经济思路弊端越来越大。因为仔细推敲一下，中国出口越多越好吗？好象不见得，因为要在污染环境的同时把资源给出去。投资越多越好吗？不见得，要看怎么投。消费越多越好吗？扩大内需就要求扩大消费，而过度强调扩大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时候就变成了浪费。黄院长表示，春节前在上海观察到的情况跟最近公布的数据就比较吻合，上海的肉价和菜价多年来第一次在春节期间下降，猪肉价格和蔬菜全部同比下降，全国公布CPI是2%多一点，但是从蔬菜、肉的角度来看上海是降了。我们院里有一个司机，我跟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中央提出反浪费好象有人提出消费下行。问题是那种消费上行有什么用？！是种浪费而不是消费。未来需要改变对过去“三驾马车”不断的刺激、不断的增长，这东西不一定是追求的目标。新的思路，也是贾所长去年组织我们写那篇文章时反复推敲的：第一个动力是改革开放。过去是笼统的谈的，我们稍微具体化一点。改革改啥？改革制度，开放市场，通过提供新的制度供给，以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质量，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解放发展生产力，解放市场空间，这是第一动力。第二个动力是创新创造，创新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创造新的产品，这样全面推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次白院长跟我们谈过全要素生产率FTP，中国很重要的目标可能就是白院长讲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更重要，而不是消费弄大一点儿。增加新产品和服务供给是核心：一个是制度供给，一个是产品服务的供给。第三动力就是生态民生，就是改善生态，提升民生。这两天北京重度雾霾。搞了半天GDP，我们觉得未来政府的目标、经济的目标及建议统计目标，能不能把生态指标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关注CPI、PPI这些东西。政府的目标首先要把人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包括空气、阳光、水、动植物的发展，多样性这些东西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因为人赖以生存的环境都没有了，搞那么多投资也好、房子也好还有什么用？这是一个问题。不仅我有这个观点，昨天看李万寿总裁说的武汉2049课题中，武汉市委书记也谈到这一点，未来的武汉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武汉，为武汉的市民提供良好环境的一个武汉，而不是说GDP多一点少一点儿的武汉，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除了环境改善，第二位是人自身的发展需求，食品、住房、教育、医疗，精神文化，姚司长倡导精神文化，文化发展，也是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把生态和民生，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人自身的发展，都作为经济发展、政府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GDP那“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多了以后，就一定等于环境人的发展吗？不见得。中间的水份太大了，很多东西都没有转化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还有环境的发展。所以，我们建议，谈这个的标题叫以新思想新制度供给，就是要引入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来考虑。这种三大动力、“三驾马车”作用于国际国内、城乡地区、行业企业和个人，来更新整个发展理念，应该摆脱凯恩斯主义“三驾马车”传统的框架，当然也不是那个一点不能用，只是作为第二位的参考，不能作为第一位的。

　　

　　（三）课题提纲及分工

　　

　　黄剑辉院长汇报了囊括十一个部分的课题提纲，总负责人是洪崎和贾康院长，黄剑辉院长为总协调人，协调小组包括：张茉楠、刘薇、苏京春、刘洁；时间表为：2月开题并做好项目建议书，6月之前完成资料收集调研，7月份形成子报告，9月份完成统稿，10月份内部论证，11月份完成修改，11月底完成送审总报告；成果报发改委规划司徐司长和民生银行；出版事宜由乔总编的经济出版社来经手；以要报的方式给陈司长国研室、中财办上报；经费总额初步定为450万，其中，主报告的每个部分12万、共11个，专项课题每项20万、共14个。

　　

　　（一）主报告的提纲及具体分工

　　

　　第一章是导论，建议由贾所长来牵头。一是研究背景和意义；二是研究内容和框架；第三直接点题，新的经济学思想、新的经济理论来推动中国各项经济制度的优化；四是全面深化改革，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制度供给来促进中国软实力、硬实力的提升，以及生态民生的改善，落脚点还是按照刚才建议的“新三驾马车”把生态和民生改善是落脚点，软硬实力的提升也是一个落脚点，工具就是要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优化。

　　

　　第二章建议由南开大学马蔡琛教授牵头。第一节，在中国做战略必须要注意国情特征，包括地理特征，要进行研究。第二节，简单回顾一下汉唐时期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兴盛的原因是什么。第三节，对16世纪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进行一些回顾和分析，强为什么强，落后的时候为什么落后。第四节，对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民国时期这两个阶段做一个分析。第五节，对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进行分析，1953—1977年。第六节，对改革开放过去的35年主要的经验进行分析。第七节，对十二五规划，正在执行的这个执行情况和预计成效做一些分析，以这些分析作为一个基础，归纳一下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教训。

　　

　　第三章 论述对近五百年来全球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主要经济体发展道路比较做一些研究，这部分由黄剑辉副院长本人具体经办。这一部分将中国跟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一下到底合理的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中国有什么启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已有一定的基础。

　　

　　第四章的基础是竞争力课题，形成的竞争力报告下个月可以形成最终的报告，现在在最后完善。

　　

　　第五章对中国未来35年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做分析，这部分由中金公司彭文生首席牵头。

　　

　　第六章建议由范剑平首席对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目标和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量化模型分析。因为平时咱们听新闻——高盛预测中国什么时候能超美国，又说哪个机构预测——但中国好像就从来没有一个什么机构把这个东西分析一下。其实完全可以做，到时候我这边也可以安排一两个人和范主席一起，张茉楠这部分很强，她原来是预测部的，盛司长也建议这部分由范首席做比较适合。

　　

　　第七章中国未来35年经济发展的增长空间和动力。未来35年哪些地方可以增长，有什么样的动力机制。这部分跟盛司长达成一致，他说这方面很有思考和基础。

　　

　　第八章对中国未来两年到“十三五”，第一个阶段到2020这段的改革战略，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负责。

　　

　　第九章就是对中国未来35年第二、第三阶段进行分析，由中央党校战略所周天勇所长负责。中国的第二阶段，把战略目标设定在“打造稳固制度之桥、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目标上。

　　

　　第十章也是由周天勇所长负责，“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这么一个目标。围绕经济发展的重点，研究出来哪些是改革创新的重点。三中全会提的开放型经济体，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由于要谈的事情太多，我个人建议思考集中到几个点：重点做点儿啥，改革做点儿啥，开放做点儿啥，什么样的目标能够阐述清楚，还有当时那个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分析。

　　

　　第十一章  拟向国家决策机构提出的政策建议。由课题总撰小组负责。

　　

　　（二）专题报告

　　

　　由十四个子课题构成。第一章中国软实力及文化发展“十三五”及中长期发展战略，由软通动力李波总裁牵头；第二章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改革，由魏加宁部长牵头；第三章财税改革，由贾康所长牵头；第四章金融改革由周健男主任牵头，段主任的金融中心发展可以纳入到这里面一并研究。第五章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由张茉楠负责；第六章教育现代化由丁志杰教授负责；第七章改善生态环境战略由陈祖新司长牵头；第八章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由白重恩院长负责；第十章城乡一体化发展由冯俏彬教授牵头；第十章能源发展战略由沈建光首席牵头；第十一章交通发展战略由朱海斌首席负责。交通很重要，因为上一轮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是由大航海，航海和贸易的交通方式转变影响很大，下一轮新的全球格局未来几十年，可能高铁对全球的政治格局，跟西向战略有关，都有密切的联系，交通方式不是简单的修几条公路铁路的问题。第十二章，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建议由金院长负责。第十三章，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负责。第十四章，现代服务业发展由诸建芳首席负责。第十章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战略研究建议由黄剑辉副院长牵头，商务部宋立洪副司长共同合作。

　　

　　最后，黄院长向大家介绍了附录中的参考资料、新供给目前的成果以及国内专家的书籍，包括：《历史的惯性》、《中国未来30年》等若干。

　　

　　三、与会专家对课题的评价

　　

　　贾康院长充分肯定了课题的重要性和宏大意义，高度评价了课题选题囊括的丰富范畴，并强调把该课题做出新意和贡献。

　　

　　魏加宁部长对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研究视野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的这一课题不光是研究一个题目，而且是形成了一个机制来不断地做这些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研究，作出了高度评价。

　　

　　盛来运司长对课题选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课题比较大气、也比较超前，并且直接涉及中国以后经济的路该怎么走的重大问题。同时表示课题关系到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要给一个量的判断确实非常难，代表着课题更有挑战性，认为课题的设计非常重要。

　　

　　徐诺金司长坦言2049这个课题第一次研究时，其立项就给予自己很大震动，突出强调了该课题的重大意义和现实必要性，同时也确实感觉到这个报告的难度。

　　

　　徐林司长评价该课题直观重要，认为课题选题非常宏大，涉及到国家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值得花大时间、大精力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马蔡琛教授、冯俏彬教授充分肯定了该课题以“相对论”的处理手法从“零纬度”着手的研究视角。

　　

　　姚余栋司长、白重恩院长、金海年院长、冯俏彬教授等专家对课题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四、与会专家对课题的建议

　　

　　贾康院长对课题研究提出要求：第一，要抓住重点、亮点，不求面面俱到，应力求突出自己的新意和贡献；第二，作为重点课题，应首先要接地气、要站住站稳，然后长高，把“地上”的现实世界连通到“天上”的愿景；第三，不必刻意追求几十年以后的量化分析，而是要更多地抓住在所谓理论引领和烛照之下的探索，并把这套认识回归到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第四，从学理上讲，要站在“地上”特别注重规律，注重从规律角度讨论大的必然性，这样才能够把一些建设性的重点、亮点建议连通到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更长远的历史过程中去。

　　

　　贾康院长重点强调了对规律的理解，认为所谓大的必然性一定是既有可以总结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也要加上各个阶段考察对象的个性。

　　

　　共性的角度。孙中山先生在考虑振兴中华的时候，曾在海宁观潮之后有一句提纲挈领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的潮流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个是工业化。中国落伍就是工业革命以后非常明显地落伍了，传统体制下我们刚刚建国站稳脚跟是肯定的，但工业化的共性加上中国的个性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目前，工业化道路有一些具体的挑战。对于重化工阶段能不能跨越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前几年非常明确地提出希望中国能跨越，但中国的现实证明跨越不了。而当时我们曾向即使跨越不了，也不能认定跟别人走的路一模一样。同样很遗憾，我们现在确实在某些方面跟别人都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比如：环境问题、污染问题、雾霾问题。

　　

　　第二个跟工业化伴随的潮流必然是城镇化（或说城市化）。我们对城镇化的潮流原来认识不清、吃了大亏，现在结合工业化的城镇化已经提到“以人为本”、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加上绿色、低碳化发展的趋向，是认识的重大进步。怎么把这个路走通，在发展的几十年成为中国的动力源和引擎这是非常明显的挑战。从决策性的信息来说也有这种趋向性的调整，大方向上的、共性上的东西无可否认，是我们必须抓住不放的、今后几十年我们的底气所在。

　　

　　第三个、第四个是“改革开放”所说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最后走到“小平南巡”，走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走到“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20多年来，从开始的只说“基础性作用”，千难万难，现在才说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后面跟着“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国家治理”匹配的表述，并把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上“混合所有制”最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混合所有制”，这实际上就是标准化的股份制，公有的、非公有制的，国有的、非国有的，都可以打通寻求共赢。再往前看，还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政府怎么更好地发挥作用”等复杂问题，新供给原来的探索已经形成一些认识框架和我们认为有新意的重点，要抓住不放。

　　

　　第四个是全球化（或说国际化），总体形成共识来说相对顺利。从小平一开始说的“闭关锁国死路一条，那是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到一度以开放倒逼改革，到现在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第四轮倒逼全面改革（深圳第一轮，浦东第二轮，入世第三轮，上海自贸区第四轮）。有了这种倒逼的全球化，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背景，或者更直言不讳地说国际全球竞争，中国怎么和平发展崛起，而且对这种发展竞争的认识已经走到了一个可以更清晰表述：第一，我们是人本主义，认为所有的奋斗都是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握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复杂权衡。第二，这个追求跳跃了狭隘民族主义，决策层实际已经意识到不是简单地处理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发展中寻求人类各个民族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共赢、多赢的问题，这是实质。小平讲的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而不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内涵的就是这个逻辑。现在更清楚地把这四大潮流合在一起。

　　

　　第五个规律性就是第三次产业革命代表的信息化和高科技化。谁也不要想抵御它——互联网金融这么大的震动，而且看得出来这个创新，谁都不知道它往前还能出什么新的东西，供给决定的阶段性特征太明显了。苹果（APPLE）让消费者感受上了一个台阶以后，后面开始你追我赶，现在新的供给创新又在不断地给我们一些启发。这种新技术革命——第三产业革命，中国再也不能擦肩而过，一定要加入进去。

　　

　　这五大潮流合在一起体现的是硬实力层面的东西，中国一个也不要去违拗。

　　

　　第六个方面，是反复被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处理好的民主化、法治化。这套东西需要合在一起，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大规律落回到中国的实践，回答“中国解决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六大潮流根本不可违拗、别无选择，要说清楚我们认为中国要走通六大潮流合在一起的人类文明发展之路沧桑正道，应当怎么走。

　　

　　贾康院长认为，从这样两个角度观察，硬实力方面我们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充满了挑战、矛盾凸显：首先，就是资源环境制约。比如“动物精神”——这是在理论角度来说，要说明一下“非理性繁荣”，不确定性在理论上从框架上结合到供给角度来说我们要处理的一个事情。另外，关于理性预期方面，我们总认为在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里存在着“理性预期失灵”这个命题，对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地照抄教科书，不是简单地套用人家已经形成的基本成果来对应我们的挑战。另外，我们现在很看重一个中国特殊国情，我试图把它提炼成一个“半壁压强型”的资源和能源压力。这是一个问题。中国整个民族95%左右的人口聚集在百分之四十几的国土上，实际中国面临的发展能源环境压力，这个压强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而不是简单的960万平方公里，这种“半壁式压强”在其他国家看不到。首先，中国是个巨国模型，汉城、墨西哥城市局部的压强可以观察到，整个民族95%的人口就在这百分之四十几的国土上的“半壁式压强”，回到中国硬实力面临的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的挑战。伴随的另外更深刻的问题是人际关系——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们现在这么多矛盾：人际关系、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公共权力体系和公民。陈司长的概念我非常认同，其实现代文明里笼统地讲意义不大了，回到一个公权体系对应的一个个具体、都有诉求的公民，人际关系矛盾凸显。回到我们现在具体的硬实力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挑战。我自己觉得内部讨论不妨把窗户纸捅破，几年前我就注意到软实力外面早有评价，当时是在《参考消息》上翻译过来的，我估计是一位华裔女士海伦·王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中国难以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世界大国”这个意思，她的核心观念是不要看人们这三十几年谈论的中国奇迹，中国真正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方面形成不了感召力，不要说跟其他主要的大的经济体，对周边的国家也没什么理念上的贡献，也没什么理念上的感召力、牵引力，这个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它注定不能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世界大国。这个软实力的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到现在为止，这一两年的国际竞争不断在涉及王·海伦的命题。中国若过不了这一关，这一关联通的是六大潮流最后这一条，就意味着在现代文明的沧桑正道上无法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对于课题提纲的结构，贾康院长表示，这样一种又要有自己的实质内容，又要跟整个人性、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能够接通，形成形象、感召力的建设，所谓“软实力”在课题中非常强调，甚至把这个放在“硬实力”的前面，但贾康院长认为表述上可以不放在前面，可以说完“硬实力”说“软实力”。内容是：哪怕物质硬实力的东西再提升，不配上软实力是注定无法实现2050年“三步走”的目标的。这个重要的份量在课题里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但又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在把各种各样的“硬实力”问题说清楚以后引出“软实力”这方面实际的建设性主张。实力方面再往下说，要把“共性”再说到“个性”：首先是“中国特性”，从前面说到的“巨国模型”往下说“中国约束”、“半壁压强式”的这种谁也改变不了、无法选择的制约，再往下跳回到“中国模式”，必须是“中国抉择”和“中国道路”的问题。

　　

　　贾康院长强调，这次课题要研究的重点是面对这些“真问题”，既要承认所谓“共性”，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里普适性的东西，比如“六大潮流”。同时，我们脚踏实地，不能看到“天上”以后一下子很简单化地说拿什么东西套在这来解决中国问题，没有这条路，要遵循“中国特色—中国约束—中国抉择—中国道路—中国的战略策略”，站在“地上”这些事情，我们要提出真正有建设性的东西，能够经受以后历史考验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能够做贡献的东西。大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前面几个专家说的很精彩。我自己观察中国整个历史道路上跟欧洲工业文明酝酿的过程中分岔确实在秦朝，欧洲是真的继续封建，中国实际上告别了封建，实行了郡县制。欧洲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光荣革命，一个是法国暴力冲突大革命，最后走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安排，中国到现在依然在继承沉重的专制传统，以及在近代历次想突破走向共和，到现在并没有真正成功的这条道路，我们还在苦苦探索，公共权力体系和公民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必须打通的这种制度安排反复提醒我们这个考验其实越逼越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提供建设性的东西，既要体现造福于所有的社会成员，又要体现应有的追求和抱负，应有自己的新意和贡献。

　　

　　书单方面，贾康院长建议加入《进步时代》一书和《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前面一本书叫做《中国触动世界》。

　　

　　魏加宁部长表示，对课题提纲中所列第八篇比较感兴趣，认为中国当前面临三种风险，必须客观考虑：一是不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要考虑；二是有一些风险是必须冒的，因为要改革就必须冒一些风险，比如：存款保险不建立起来，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出不来，紧急着很多事情做不了；三是改革措施不当也可能带来风险。这三种风险要区别对待。

　　

　　范剑平首席对课题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点，整个研究千万不能发散，还是要更加集中，要用新供给理论的创新来贯穿整个到2049的研究。认为每一篇及后面的专题研究始终都要扣在核心的理论主张上，并建议参加各个项目的人员未来参与课题时须集中时间把新供给的理论创新纳入其中。第二点，整个研究不能回避中国模式问题，应为应当考虑与西方国家过去的模式中值得吸收的东西，同时也要考虑我国作为人口巨型大国、发展极不平衡等西方国家历史上没有碰到、而中国人又必须去面对的一些难题，并表示这可能也是要从新供给理论上来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段晓强主任对结构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建议第八篇和第十一篇整合在一起，并放在靠前面一点的位置，后面讲的未来35年以后放在最后，整个篇章的论述顺序是先理论框架，然后是国情和近现代史的经济发展回顾以及国外经验的对比，接下来是“十二五”规划，最后是到2049年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原来确定的北京国家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指数的编制和发展规划的问题，原来拟定由徐司长牵头，现在改由周主任牵头，表示会再具体深入地进行联络和探讨。

　　

　　贾康院长对结构性调整的建议表示同意，并提出将“第十一篇”改为“专题报告”（或“子报告”），前面形成综合报告和总报告的十篇，并表示把第8篇真正写出来可能需要以后面的专题报告为基础。

　　

　　马蔡琛教授认为，从东西方文化的演进上看，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可能有一些文明深层的元素需要去考察。中华文化的特点强调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认同中国的文化够可以完成治理，而在西欧文明更强调血统上的认同。认为课题前面十篇和专题研究的关系应当奠定研究基点或背板底色，避免研究每个人设想到2049年时的不一样状态，便于后续专题的展开。

　　

　　陈祖新司长认为，课题的研究应定位为：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天上”，指至“2049”的未来35年研究，应把握趋势性、方向性的东西，侧重于思想观点；“地上”，指“十三五”规划的研究。陈祖新司长在肯定“新三驾马车”的同时，提出了“三大保障”：第一，和平，和平在中方历史上曾经也有过几次走向复兴的机会，但是因为战乱外侵被中断了，所以和平的环境可能是老生常谈的，但是这是最大的前提。第二，稳定也好、和谐也好、包容也好，我觉得中国自己不能乱，从现在这么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特别是从非主流媒体网络上，有的人是为反对而反对、仇富仇官，公务员工资坦率来说实在是太低，但是就有人为反对而反对，这种社会的氛围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引导，需要一些理智、包容。再有比如民族融合的问题，美国没有所谓的这个民族，那个民族，都是美国公民，我有时就想中国强化这个民族概念有什么必要？第三，经济这方面可能以服务业经济为主体，信息经济下现代信息要广泛融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盛来运司长认为，课题结构要突出重点。首先，要有理论支撑，总课题、子课题的研究理论框架要从新供给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形成合力，在顶层设计的角度有几点明确的要求。第二，一定要突出重点，要制度供给是怎样的“制度”，认为“创新”会成为转型阶段以后的根本问题，并认为缺乏推动创新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的研究。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盛来运司长认为除了“改革开放”和“创新”，更应当上升到理论，从新供给的视角上提出“新供给的三大动力”来取代原来的三大动力，成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另外，美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是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的，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两个国家，他们的制度供给，他们的技术创新的路径，他们的产业成长变迁变化的规律性，他们经济增长动力怎么样培育的一些好的经验，也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课题设计框架方面，盛来运司长认为有些篇章应当适当的优化，第三篇中单研究了新加坡模式，但其并不具有普遍性，可以增加一些亚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尤其日本、韩国，包括台湾都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第四篇欧美的竞争力比较，盛来运司长的建议是对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给予充分的重视。子课题应重视人力资本、继续创新等问题。并建议时间上延长至一到两年。

　　

　　金鹏辉院长提出在主要理论方面和制度供给方面提出一个能够为人们所充分接受的制度理念，从几千年中国发展历史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抽出共性的东西，比如过去说的周期率问题，来能形成共同理念的；并吸收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性普适性价值观，比如“开放包容”。

　　

　　姚余栋司长表示，导论中要加入更加警惕全球风险的内容，运用“王庆悖论”警示未来风险。全球风险主要有生产力革命、老龄化趋势、债务危机、大气变暖、文明的沟通和融合。此外，要加入和平崛起的考虑，90年代有杨小凯和林毅夫“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的争论，认为杨小凯是对的，制度上来看有后发劣势，“和平崛起”有一定的难度。在课题中可考虑纳入“大国悖论”的思想。

　　

　　李波总裁特别提出，课题报告不应当只唱赞歌，而应当特别注重讲重点、讲侧重，侧重里能讲出警示更好。

　　

　　朱海斌首席提两个建议：第一，可以考虑将“十三五”规划和“2049”研究分成两个课题、两本书。针对第一篇导论，建议加入贾康院长提到的“六大趋势”，整体布局既要放开，也要收得住，建议在开篇或者导论重点抓住未来35年一些判断的基本大趋势，列出五条、十条，以在宣传上能引起更大的关注度。第二，内容上建议把中国放在全球化的背景讨论，对国际经济的对比分布、全球的经济布局或者力量的对比等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地缘政治的新冲突，比如：非洲、马歇尔计划，纳入课题论述框架。

　　

　　徐诺金司长认为，报告应重点围绕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课题应该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认为应该放在贾康院长提到的“人类的历史发展潮流浩浩荡荡”中去考虑，并回到一个人的尊严或者“人生而平等”这个基本命题上。第二，如何才能建成一个这样的中国？认为我们目前只解决了先富起来的问题，而共同富裕的问题还没解决，要提出思想，深刻地剖析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深刻解决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并应用到中国。第三，什么样的问题在妨碍和阻碍我们建成这样的国家？应明确问题在哪里？谁在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前进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陷阱？把风险解剖清楚，把风险的成因解剖清楚。最后，要体现“新供给”的特点。认为要补充思想供给：第一是思想供给；第二是在思想供给的指引下提出制度供给，在制度供给、思想供给的前提下来解决生产力供给的问题；最后回到生产力的供给。要围绕根本性问题来探讨。

　　

　　陈祖新司长认为，人的尊严、民主政治等最终要落实到中国决策的“中国路径”问题上来，提出“山涧驾驶飞机”理论，方向很明确，但是怎么飞到那个方向去是一个问题，要技术和水平，并认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不可能走出非民主的状况，而民主需要社会多元。此外，陈祖新司长还认为应当具备“全民精神”，讲求全民素质、民族融合，强调“没有法制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民主的法制就是独裁”。

　　

　　金海年院长认为，分成两个课题更合适，一个是“十三五”规划，一个是“2049”的长远规划。金院长认为“2049”研究这一长远规划仅从经济谈经济是不够，经济短周期一般为3年或者40个月的周期，跟行业或者投资周期相关；经济中周期一般为十年，就要考虑到产业周期甚至政治周期；长周期除了政治周期以外，还要考虑文化软性制度的影响，尤其包括人口的影响。认为“十三五”规划可以做出一些学术方面的建议，“2049”可提出两个思路：一个思路就是基于规范经济学会“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基于实证经济学会“怎么变化”。并认为在大势上做一些预测可能比一些很详细的刚才说量化的东西更有意义或者更准确，最核心的是人口和资源。制度方面包括：一个是本身应该经过的制度，另外产生制度和调整制度的制度，“制度的制度”这个角度应怎样可持续发展。

　　

　　白重恩院长认为，动态规划的时候首先要清楚目标是什么，应把目标论述清楚。有了目标以后，还要了解的就是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初始条件包括地理、历史等等，在初始条件下还有其他约束条件。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认为我们在文化的研究方面需要做更大的努力。文化对创新的影响很大，源于文化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影响每个人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诚信对创新也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体制的评价指标只能是很客观的硬指标，是不可能谈创新的，因为创新是不能用客观硬的指标来衡量的。文化之下就是制度，特别强调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其对经济的影响很大。此外，白院长还强调了人口问题，认为应当将人口问题特别列出来研究。

　　

　　冯俏彬教授认为，课题最难处理的是趋势判断，认为应当通过国内外的历史比较方法来判断趋势，加上贾康院长提到的“六大潮流”，对这个问题做很好的印证。冯俏彬教授强调，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过程远远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理念、文化，乃至人们心理状态，还有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全方位发生变化的过程。冯俏彬教授认为，应考虑把“新供给”的理论认识贯彻到总报告里面去，并需要积极思考“新供给”的边界问题。对于提纲，冯俏彬教授表示，第十一篇的专题研究更对应“十三五”规划，与前十篇缺乏一个连接点——对现在经济中最重要问题、最关键问题的把握，比如：消费问题、创新问题、生态问题等，建议在第十一篇的专题研究之上加一部分，罩住下面的专题，并对整个报告的文本格式等具体指标做出较为统一的要求。

　　

　　马梅琴主任认为，应当将“改革开放”调为“改革市场”，在开放的基础上强调更好地向内放开，包括一些简政放权，开放对内市场。另外，应加强国家战略研究，比如说把一些不该开放的行业或者一些品牌让渡给外资，导致我们现在一些国有民族品牌的缺失，造成我们竞争力的下降等问题。

　　

　　徐林司长表示，同意把课题分成两个课题来进行研究：第一，“十三五”这一阶段可以很实用；第二，“2049”可以从思想到理念、到举措，到包括刚才大家说的文化方方面面，对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展开充分的想象和描述。徐林司长坦言最关心的是“十三五”规划，并认为“十三五”是“新供给”理论发挥作用的关键时间，可考虑把理念落实为政策举措或者制度基础，认为目前一些政策中已经开始运用供给侧的调节，仅依赖需求侧调节已不可继续。对于概念被接受之后怎样去实现的问题，徐林司长认为应在“新供给”基石性文献提出的“八双”基础上深入探讨怎样去落实，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创新驱动，特别是提高竞争力等等，并落实到改革措施、政策措施。最后，徐林司长认为中国目前区域上存在“碎片化”现象，并认为中国转型升级最核心的力量在东南沿海地区，应当切实思考并最终将创新性的结论提出来。

　　

　　五、课题下一步工作计划

　　

　　会议尾声，贾康院长对课题提出了下一步工作计划：第一，认真总结各位专家的宝贵建议，尽快完成课题构思和提纲的修改；第二，3月2日召开各子课题负责人内部碰头会议。

　　

　　中午12时30分，会议圆满结束。